1921年秋的一天，苏州城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很多用红纸写成的招生告示，不过这个招生的地方不叫学校，而叫昆剧传习所。由于这个叫传习所的地方不仅不收学费还供应饭食，四十多个贫家子弟应招入所习艺。若干年以后，人们把他们称为昆曲传字辈人。

    倪传钺老人是当年应招进入传习所的少年之一，如今倪传钺已是九十九岁高龄，传子辈的同门师兄弟大都已去世，多年前的往事哀婉深沉。

    梅兰芳回忆，当年北京的梨园子弟学戏，在同光年间尚是昆乱并学，到光绪庚子之后则专学皮黄。二十世纪开始的年代，中国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激荡与不安之中，这时轻歌曼舞的昆曲不再是戏曲舞台的主角，北京城里早已没有了纯粹的职业昆班，京城已成为京剧的天下。

    在苏州昆曲博物馆寻找二十世纪初昆曲在南方遗留下来的痕迹。那时候，在昆曲发祥地的苏州，曾经看戏若狂的盛景也早已不再，整个苏州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昆班勉强维持。沈月泉是当时全福班的台柱，为了营生，他和同门只能跑起了江湖，流转于江浙一带的小镇。1923年，苏州最后一个坐常班全福班在苏州告散，那些曾跟随全福班走东闯西的戏箱也被遗弃在角落里积满灰尘，近代昆班的历史就此结束。

    那么，当昆曲已不再适应一个时代，是一些什么人，他们遭遇了怎样的经历，又是如何把昆曲留存下来的呢？

    2006年，作家白先勇带着青春版《牡丹亭》来到北京大学，传统戏曲在高校上演引发了学生们的好奇，他们奔走相告蜂涌而至，眼前的景象让人想起了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1917年，很多新面孔来到北京大学任教，这其中有很多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文科学长陈独秀、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文科教授胡适、图书馆编撰员周作人。但是有一个人的到来却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个人就是来自苏州的戏曲教授吴梅。和吴梅同一年进入北大的周作人回忆说：“第一任的戏曲教授是吴梅，当时上海大报上还大惊小怪地以为大学里竟然讲起戏曲来，是破天荒的大奇事。”吴梅上课的方式很特别，他拿着一支笛子走进了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堂，还在课堂上唱曲，他唱的曲子和北京城里的戏馆里最时兴的皮黄戏很有些不同，吴梅告诉学生们，他唱的是昆曲。

    余秋雨：“在五四以后有一些有远见的文化人，比如象蔡元培先生、吴梅先生等等，这些人花了很大的力气要保持住这种文化遗产，所以就努力地帮助呼吁建立一种传习班，或者建立各种各样的研究方式，有一点做到了，就是昆曲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这正是感谢他们的远见卓识。还有非常好玩的一点，就是昆曲在传下来的过程当中，还是一直保持着受到高层文化人的支持。”

    世界著名的建筑设计师贝聿铭是苏州人，2006年10月他重返故乡，参加由他本人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落成典礼。苏州博物馆新馆紧邻国家重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周王府和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与贝家祠堂所在地狮子林也离得不远。上个世纪初，狮子林还是贝家的产业，狮子林里的贝家大小都能度曲，贝聿铭的叔父贝晋眉先生是苏州昆曲曲家中的全才。1921年初，贝晋眉与苏州道和曲社的张紫东、徐镜清等昆曲曲家集资千元创办了昆剧传习所，这看似偶然的行为延续了昆曲的香火。

    位于苏州城西北部的桃花坞大街，八十多年前这里是一个私家花园，叫做五亩园，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晓了。然而在昆曲界五亩园却是鼎鼎有名，五亩园就是昆剧传习所的校址，它是贝晋眉先生的家产。1921年，五亩园门口挂起了传习所的牌子，很多少年前来应试，主考官正是全福班的老艺人沈月泉，最后有四十多个孩子通过考试进入了传习所。当然，这些孩子这时还无法知道，他们将在继承全福班老艺人精湛技艺的同时也延续他们悲惨的命运。

    由于资金出现问题，传习所刚刚开办不久就支撑不下去了。

    穆藕初，年青时代曾在美国芝加哥、威斯康辛、伊利诺伊几所大学留学，后回国致力实业，是当时沪上有名的棉纱大王。1920年，穆藕初曾出资，由北大校长蔡元培选送五名学生出国留学。作为最早一批受到西方教育的知识人，穆藕初已经意识到应该吸收新文化挽救中国。但在同时，穆藕初也保留着对传统艺术的热忱，他时常从上海到苏州，跟当时的昆曲曲圣俞粟庐学习昆曲。1921年，当得知苏州昆剧传习所的情况后，穆藕初便把传习所接办下来，穆藕初的鼎力相助挽救了已近夭折的昆剧传习所。

    然而在当时，关于这些孩子未来的出路，无论是贝晋梅还是穆藕初都还没有仔细考虑过，或许也根本无力解决。可无论怎样，昆曲要演下去，昆剧传习所渡过一劫还是办了起来。除了在桌边拍曲学唱外，这些学戏的孩子每天上午还要练功、学拳、并学习文化。倪传钺清晰地记得，国文教师傅子衡选《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以及一些曲文当作教材。近百年前，苏州五亩园内，几位先生带着一群孩子练功、拍曲、写字背词，高高的园墙阻隔了尘世，学艺的孩子无法看到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四前后，各种新文化几乎在同一时间被中国人感知了。电影、留声机、唱片成为了城市里新的宠儿。1921年前后，上海的百代唱片公司进入了全盛时代，戏曲舞台也追赶着那个时代，为这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伶界大王梅兰芳排演了新编时装剧和古装新戏；曲家俞振飞也被程砚秋看中在上海登台了。据说在那时现实的诱惑太大了，梅兰芳到上海演出一个月至少有两万块钱的收入，而当时一个高级白领的月工资不过一百块钱。

    而在距离大都会上海不远的苏州城，园林里延续着几百年不变的口传心授，坚守着那种远离尘嚣、秘而不宣的传统。终于三年后，传习所的孩子们学艺小有成就，他们每个人都学会了一百多出折子戏，可以登台了。1925年，为了对外演出，穆藕初为孩子们取了艺名，一律以传字排行，意思是昆曲将由这一辈人流传下去。传字下面的一个字照不同的行当，用玉、草、金、水四个字旁提名。唱生行的是斜玉旁，取玉树临风之意；唱旦行的用草字头，取美人香草之意；净行用金字旁，意在黄钟大吕得音响之正、铁板铜琶得声情之激越；其余丑副行当用水旁，以示口若悬河之意。近代昆曲史上最重要的一辈人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当初穆藕初曾打算把传习所的孩子们都留在他的企业里，毕业后半工半艺，这样把昆曲养起来。如此理想化的念头在1927年破灭了，时局动荡加上金融危机，穆藕初经营的纱厂相继倒闭，他再没有了经济能力供养传习所，昆剧传习所再次陷入窘境。

    1928年，当时失去了经济来源的这群少年只能凭着自己的冲劲去自谋生路了。这群小伙子年轻力壮、行当齐全，在当时所有人都把振兴昆曲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一场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行动开始了。出科以后的传字辈们辗转在上海的笑舞台、新世界、大世界连日献演，他们以新乐府的名号出现在人们热切的眼光中。新乐府的出现在当时的上海是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闻，揭幕演出当天，徐志摩、陆小曼、周信芳、盖叫天等一连串的文化名流、京剧红角们纷纷出席观看。

    新乐府传字辈刚刚闯出一些名头，上海局势恶化，新乐府经营不善，演出日趋清淡，戏班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人心涣散。1931年，传字辈返回江苏，让昆曲重回舞台中央的美梦就这样虎头蛇尾的破灭了。1931年6月，新乐府于苏州解散，部分传字辈艺人自谋生路，仅剩二十多人在倪传钺、郑传鉴和顾传澜的主持下在苏州地区坚持演出。不到半年，这群传字辈希望重燃，再次组班成立了仙霓社重返上海。但是传字辈们的希望再次破灭了。这次仙霓社组团，初期虽然还有一些对昆曲不离不弃的知识分子捧场，场面还说得过去，但那仍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红火的局面就消失了。1937年，凇沪战事爆发，日军轰炸上海，仙霓社的服装道具全部被炸毁，仙霓社彻底陷入了绝境，生活窘迫、流离失所，传字辈艺人们只得各谋出路，有的参加了别的戏班，有的改行。擅长小生的赵传珺在一个下雪的夜晚冻死街头；施传镇在抗战期间死于伤寒......

    就这样，仙霓社散了，师兄弟们各奔东西。传字辈曾雄心勃勃，但那只是对个人命运的一种幻想，知识分子奔走呼号，但也无力回天，没有人能够逆转昆曲在那个时代的颓势，从此昆剧在舞台上绝迹了将近十年。

    旅居美国的张充和出身名门，曾祖张树声是晚清高官，父亲张吉友是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当年张家共有四位小姐，在文化界她们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父亲。张家四位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分别嫁给了当时的社会名流：传字辈艺人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以及文学家沈从文，老四张充和则嫁给了当年在清华任教的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当年张充和的父亲张吉友与极力推广昆曲的蔡元培、吴梅等人交往甚密，受父亲的影响，张家四位小姐都狂热喜爱昆曲，张充和本人在苏州曾师从传字辈艺人沈传芷学习昆曲。

    张充和：“当时候到美国来，有时候就是一个人在演，当时没有人吹笛子，那我自己吹，吹到后来有录音有卡拉OK，是这样的，只有一个笛子。我到美国来，我带我自己的戏装，因为我们有成套成套戏装戏箱子，我姐姐她们说你要带走多少都行，我说我带不了，我自己很多好东西都带不了，就带了随身几件。”

    张充和1948年旅居美国，多年来她和丈夫先后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和港台等地的二十三所大学以及各种学术场合讲授师范昆曲，如今张充和已经94岁，虽然大半生在美国度过，但张充和一生痴缠昆曲终身不渝。1948年，当张充和还生活在中国时，曾在重庆和传字辈艺人同台演出过，后来昆曲的传人们散落四方。2002年，张充和曾回过一次国，见到了旧时老友倪传钺。

    2000年，倪传钺向台湾京剧演员李宝春传授昆曲折子戏《骂曹》，此时的倪传钺已是92岁高龄，但他仍然坚持着昆曲几百年来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多年前的苏州五亩园内，倪传钺的师傅早已将这种传统印刻在了他的身上。1957年以后，倪传钺曾在上海戏曲学校和江苏省苏昆剧团附设的学馆任教多年，弟子无数。

    传字辈没有将昆曲光大，他们也曾尝试抗争命运而终于惨败，但他们艰难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昆曲因为有了他们而得以留存下来。现如今各大专业昆剧团里的演员们，都是传字辈的学生，或是他们传人的传人，这也就保留了那份东山再起的希望。

    中国戏曲学院前院长、戏曲专家周育德：“我最近出了本书《昆曲和明清社会》，我最后书作完了我又加上了一段：荷花之梦。怎么说起呢？我说你去过白洋淀吗？白洋淀原来是荷花很多很多的，水很大，里头有芦苇有荷花，可是后来不行了，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白洋淀里的水源断了，水也没有了，当然也没有荷花了，不仅不能走船，农民赶着马车就在白洋淀上走，都变成平地了哪有荷花。谁知道1987年还是1988年，突然发了洪水下了暴雨，这一淹不要紧，这水来了，一二十年没有见过的荷花怎么又冒出来了，又是满淀的荷花啊。接天连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又出现这么美妙的景象了。昆曲也是这样，只要这个种子不绝，还有一个种子。当然昆曲你想叫它成了什么文化市场的霸主，那也是不可能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戏曲作为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是那个时代了。但是它可以占据那一角儿，把那一角儿搞得辉煌绚丽、好听、好看，成为很美的那一角儿，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